近期，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正式对外挂牌，中国原油期货也将由此问世。引入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期货交易，并以此为契机，扩大中国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也将不再遥远。

这是否有助于打破原油定价权被海外控制的局面尚难预料，但至少原油期货贸易的出现为中国取得或者一定程度上掌握定价权，开启了一扇窗。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石油消费国和石油进口国，但在石油定价话语权方面仍十分落后。中国石油[2.79% 资金 研报]定价权缘何没有被掌握，如何改变现有困境并实质性地拿到石油贸易的真正话语权，石油生产、消费及贸易商都很关注。

石油定价相对透明

所谓的“石油定价权”，是指国际原油市场长期贸易合同中的原油价格。这与国内的成品油定价有相似之处，但国际原油价格的确定，更加具有权威性，其对原油、现货化学品等行业的控制能力也无人能敌。

其所采用的是一种公式算法，通常是一种或几种的原油市场价，将此价格作为基准，再加上升贴水。

“基准油的选择一般是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与交割库的选址是十分相关的。”国金证券[3.17%资金 研报]分析师刘波告诉记者，比如从欧洲出口或者出口到欧洲的，通常是以布伦特原油价格作为基准价格；在亚洲，原油价则会参考迪拜等地价格。而围绕着北美地区的原油贸易，出口贸易者多会选择参考WTI指数来定价。不过2010年之后，WTI指数难以反映部分市场的真实状况，导致一些石油贸易出口国如沙特、伊拉克等不再参考WTI的指数，转向去用阿格斯含硫原油指数（ASCI）。这也是原油定价权方面的一个新变化。

尽管石油的定价看似是集中在上述几大地区，但普氏能源资讯亚太区编辑部总监Vandana Hari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该类价格形成也依然基于透明的发现机制。

“全球不同地区和不同水平的油价（从批发到零售和从现货到长期合约）都直接或间接源自于一些主要的现货市场基准：如新加坡、欧洲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安特卫普（ARA）地区、美国休斯敦及纽约等交易中心，它们的原油和炼油产品估价是一个参考系数。”

她表示，在完全自由、没有任何限制的交易环境中，各地市场的参与者广泛地进入市场价格的发现中，涉及买方、卖方、经纪人、生产者、炼厂、存储和运输者等，同时由于石油具有强大的流动性、拥有足够的量，因此其价格相对独立、透明。

价格基准是由市场来确定。它们经过一段时间后被确定下来，不断经历着自然的发展过程，必须保持其相关性，获得市场参与者的信任，以保持它们的地位。

不过，目前也有一些地区并不完全依照上述的定价来做对外出口的指标性原油价格，而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价格指数。比如在阿曼，其公布的原油价格指数就是MPM，而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对外出口原油的话，则是按照ADNOC指数进行，再有的如卡塔尔国家石油公司的QGPC等价格，这些价格指数每月公布。目前亚洲市场的一些石油现货交易其实也与这类官方价格直接对应。

中国“失语”

中国虽然是石油的进口大国，且消费量也巨大，却在石油定价权上一直处于话语权缺失的状态。

中国的原油进口量在节节攀升。这未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原油定价影响力。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90年代中后期，中国一直处于原油自给自足的状态。而且长期以来，中国的原油价格也是挂靠海外现成的原油价。”刘波表示。

比如中国的大庆、塔里木、中原和华北、吐哈油田、大港油田等，它们在销售原油时，挂靠的品种就不一样。有的是印尼米纳斯指数，有的是印尼辛塔，有的则是塔皮斯指数。

而目前，国内几大油田尚未对外统一制定一个价格指数，从国外进口的原油价格同样也多是根据进口地以及长期形成的习惯而确定油价并进口。

到了2000年之后，中国的原油需求逐步增加，相比其他国家，原油的总体进口量呈现了爆发性增长，大大超过了国内实际原油产量的适度增长，不仅上述的原油自给自足平衡状态被宣告终结，同时挂靠方式似乎也没有大的变化。

去年9月，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石油消费国，日均进口石油高达630万吨，超过了美国624万吨的日均石油进口水平，2013年，尽管国内进口原油量增幅放缓，却依然高达2.8亿吨，增幅4%。而全球资讯机构Wood Mackenzie也强调，到2020年中国的石油日均进口水平将攀升至920万桶的水平。

能源专家林伯强也告诉本报记者，虽然我国的原油进口量在前期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未来可能会放缓，但国内的汽车需求、各类经济需求等也会让石油净进口量继续呈现攀升态势，短期内突然降低需求的可能性并不大，“而且，即便现在有一系列的原油替代产品，如氢动力、锂电池等，但这类技术也不算成熟，长期而言能源的核心产品依然是石油。”

同时，中国的石油资源并不丰富，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估计占全球的1%，年产量也在2亿吨左右，占全球的5.2%，想要通过自身的开发来解决基本不现实。而海外虽然有众多石油资产可以开发，包括巴西、伊拉克、非洲等地，但是相对而言资源的获取也并不容易，如果没有一些较好的合作条件以及中国本身能够与之交换的产品相互匹配，想要拿到较大面积的石油区块并直接进口到国内、满足需求的话，也几乎是“天方夜谭”。

虽然中国已在伊拉克等地的大型油田中中标，且获得了当地有关部门的认可，在国际石油开采方面也有知名度，但中国公司参与部分石油区块的开发勘探程度、深度也都是很有限的，有些项目只不过是让中国公司“浅尝辄止”，甚至有的项目只是工程类企业拿到相应的加工费罢了。

在这种局面下，中国想要取得原油定价权的难度也可想而知有多大。如果在石油需求上一直处于上风，而且其需求增幅也没有明显下滑的话，那么卖方在价格制定上也显然会有更大的话语权。

自缚手脚

中国在石油进口权上的限制，也在自缚手脚。

鉴于中国本身还没有开放原油进口权，因而在海外原油的采购过程中，仅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国有企业参与交易。

大量的民营炼油企业要拿到原油并做化工、成品油深加工时，还需要通过国有公司批发原油，或者通过少数渠道去获得并不纯净的燃料油作为原料。有限的参与者，造成了有限的影响力。

Vandana Hari也认为：“目前，中国企业在国际原油贸易市场中的行为还是被限制，中外贸易的活跃程度仍然不算很高。再过去的几年内，中国的一些国有石油公司逐渐开始参与发现基准价格的市场，但是比起中国作为最大原油进口国的地位，他们的参与也是有限的。”

如果中国没有全球油价的话语权，那么是否对油价的波动能够形成一定的号召力呢？

林伯强指出，油价机制无法说了算，但由于油价的波动受美国政府政策走向、欧佩克组织对原油产量的把控（如提出减产计划）以及市场的投机因素等叠加所影响，因此中国在这方面也缺乏相应的机会。如果中国的原油需求可以有明显降低且获得了较大的油田项目并且增加对外出口量的话，那么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应该是有可能的。

而Vandana Hari则将石油定价权寄望于期货市场。

“据历史经验，获得话语权的前提是开放的市场、自由贸易及透明度。目前，各方已有计划让上海的一个原油期货合同作为发现中硫原油价格的机制。但是，相关方应谨慎地设计、实施这一合同，以让市场接受这一可以代表亚洲地区的价格。如果这一期货合同想要被认可为一种价格发现机制，外资原油贸易企业的参与性也至关重要。”